「我在美国的经验，主要就是在奔跑，」今年80高寿的耶鲁荣休教授、知名汉学家孙康宜，这样解释她最新出版自传「奔赴」的取名由来。「后来我想到，人生其实也就是一连串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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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写出后半生
孙康宜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先后在东海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1968年，24岁的她赴美进修，在取得三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后，开始在耶鲁大学教书，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到三年前退休，教书育人39年，桃李满天下。
孙康宜一生著作无数，从中国古典文学诗词研究的书籍，到聚焦美国生活的散文和自传，她在中文和英文两个世界自由切换。而这次自传选择用中文书写，还需从头讲起。自从开始在耶鲁教书，由于生活和教学上的需要，孙康宜有长达20年的时间只使用英文。1988年，她突然感受到「语言危机」，怕从此失去母语能力，开始下意识使用中文写作，自此「灵感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有信心。
2003年，孙康宜出版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讲述父亲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囚禁十年的往事，并将其称为自己人生「回忆录的第一册」。如今通过「奔赴」书写后半生，终于给自己将近60载的在美生涯一个交代。孙康宜笑称，这两年通过中文写下「奔赴」，「写着写着，中文好像又进步了。」
孙康宜称自己有「影像似的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访问中每提起一段往事，其年份、月份、人名她总能精确地娓娓道来，访问结束后更是将回答时提及的每位友人及历史人物，在回忆录中哪一页出现过，都条条列出，方便记者参考，认真程度和记忆力均让人惊叹。
古典文学的困境与功用
虽然现已退休，孙康宜还跟各届毕业的学生保持电邮往来。就在访问开始之前，孙康宜才收到一位2018年毕业的学生孔亚华(Edward Columbia)的喜讯，告诉她自己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希望当面感谢帮自己写推荐信的教授。有趣的是，这位学子原本打算成为艺术家，可惜这样的职业要维持生计实在太难。
孔亚华的困境，也是孙康宜在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将近50年的生涯中，时常需要面对的现实。她感叹，自己刚开始任教时是80年代，那时候学生的心情以及就业环境都不一样，一心钻研学术的学生，多都能找到教职工作。时至今日，更多学生注重学科是否能带来最大经济收益，加上学术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让人对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的文科学系望而却步。
「读工程的人失业还可以到工程界去，但我们这一行的人失业要怎么办呢？」孙康宜自问：「难道要去当taxi driver(出租车司机)吗。」
孙康宜曾有一位中文出色的白人学生，得过中文辩论比赛冠军，在思考职涯前景时，询问孙康宜，要是自己进入东亚文学博士班，她是否能保证自己毕业后能够取得教职岗位？
「我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孙康宜苦笑。「他最后就到银行界去了。」
在这个看似千里挑一才有可能成功的学科，外行人不禁思考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功用，孙康宜对此却非常笃定，「我几乎每个学生，都感激他们有机会学到中国古典文学。」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所有课程转为在线教学，学生从教室被转移到Zoom上，虽然肉身被迫关在有限的空间，思想却随着古典诗词四海周游。孙康宜疫情期间教的课程中，有一门叫「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学生读到陶渊明、杜甫等诗人的杰作后告诉孙康宜，「没想到中国文学还有这种healing power(疗愈功效)，读了之后很calm(平静)。」
也许不是所有学过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都在毕业后乐得铁饭碗，但受过诗意薰陶的学子，人生注定已被改变。孙康宜回忆，一次在线教学时，一位学生的家长出现在Zoom画面中给了她一个惊喜。那位家长用英文自我介绍说，「教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查理，在1984年春季选过您的课。」没想到时隔将近40年，当初的学生已成人父，而当年上孙康宜课时所用的教材，「西游记」的英文译本「Monkey」，还留在查理的书架上。
孙康宜对教学还有一个坚持，就是学生的功课都自己改，不交给研究生，「因为我想认识每一个学生，所以没办法收太多学生，每门课只能选25人。」文学的功用、孙康宜对学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
文学女性自有力量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孙康宜在美国所获得的成就颇具开创性。1986年，在她女儿出生的同一年，孙康宜取得耶鲁大学终身职，而当年耶鲁全校有终身职的男教授有600位以上，有终身职的女教授却不到20人。
在学术上，孙康宜也积极开拓性别研究，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剖析女性力量，推动编写了英译中国传统女性诗集「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收录200多位女作家作品，更主持「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诠释明清时代涌现3000多位女作家的盛况。
孙康宜的一门课「女性与文学(Women and Literature)」很受欢迎，每次报名上课的人总是很多，多到她必须要用调查问卷筛选学生。除了文学性，孙康宜也带领学生认识女性文学的另外一种力量，「这堂课其实我是在讲women’s power(女性力量)。我认为所谓的power，不只是金钱的power，或者political power，我讲的是一种moral power，道德之能力。」
如何走出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是影响孙康宜很大的一段人生经历，不仅夺去了父亲的十年，还深深影响父亲出狱后的生活，可谓是孙康宜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段阴影。除了出版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记载，孙康宜又在「奔赴」中提及自己亲身面对当年抓走父亲的保密局人士谷正文的回忆，惊叹此人竟能承认滥抓无辜之人，却对自己的行为不带任何悔意，反而觉得很自豪。
「这让我感想非常大，」孙康宜回忆起女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提出的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讲述二战期间纳粹军官毫无自我反思能力，只为服从上级屠杀犹太人。「谷正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他只是在服从国民党，在为国家做事。这样真的很愚蠢。我已经80岁了，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
与谷正文的对话发生在1977年，如今两本自传都已经出版了，孙康宜是否已经真的「走出白色恐怖」？「不可能走出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从白色恐怖里头走出呢，」孙康宜说，「但我已经没有仇恨了。」能够与白色恐怖记忆共存，孙康宜归功于宗教的力量，作为一名基督徒，孙康宜非常虔诚，每天都会读圣经，对人生心怀感恩多过怨念。「我一直在奔赴，跑一站，再跑一站，跑到80岁，已经很感恩了。但是那些事情，当然还在我脑子里头，我不会忘记。」
所到之处皆是美景
虽然已在美国落地生根，孙康宜对家的认同却很宽广，「我觉得我是一个citizen of the world(世界公民)，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现在我的家就是『潜学斋』。」潜学斋是孙康宜在康州木桥(Woodbridge)家中的书房，她每天花大量时间在这里阅读。孙康宜说，自己在康州，大弟孙康成已搬回台湾，小弟孙观圻在华府和中国两边跑，但是大家通过即时通信工具都能随时联系，不觉得真的分别。
孙康宜最近刚刚去了一趟台湾，完成了新书发布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开院士会议，在台湾的家人还给自己办了一个80岁生日大寿。如今退休生活，跟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教书了，但读书和整理书籍、参加学术活动、跟学生与友人保持联系，还是让孙康宜的荣休生活充实而充满滋味。她笑称，现在也终于有时间去看医生、学习报税，「天天真是忙得很。」
在「奔赴」的最后一节，孙康宜提及她生命中的贵人Gram (即「祖母」，本名Edith Chamberlin，Gram为亲暱称谓)。孙康宜在全书第一章就提到，自己24岁初到美国认识她时，Gram就已近80岁高龄。如今自己也站在这个生命阶段回首，孙康宜常记起Gram勉励自己的一首诗「Epitaph(墓志铭)」，来自新英格兰女诗人哈钦森(Genevieve L. Hutchinson)，其中有这么一段，给了她很大启发，也恰好是这本书的完美结尾：
「I have seen Beauty everywhere (所到之处皆是美景)
And that is what I came to see. (这些都是我所见证)
Life’s day whenever it shall end (生命无论何时结束)
Will have been long enough for me… (对我来说都已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