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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在即，人事调整成为今年的重头戏。在最近的各种人事传闻中，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的调动再次引发关注。有港媒称，他将由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跻身浙江省委常委，兼任秘书长。 香港《明报》1月27日报道称，2022年首场政治局会议，就讨论了“其他事项”，但两日过去，并未见省部级人事异动。今年是二十大召开之年，人事调动必定频繁。中央部委有多名正部级官员已届退休之龄，各种人事传闻也不胫而走。 目前在内地政坛，地方领导层已经以“60后”为主，“70后”官员也大量涌现；军队高阶将领中，“60后”开始逐渐取代“50后”；只有在中央部委，首脑还是“50后”居多，中南海似乎相信老成谋国。 中央部委中，今年上半年届退休之龄的正部级官员中，对外联络部长宋涛、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都已年逾66岁，银保监主席郭树清、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信春鹰、财政部长刘昆、深化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穆虹、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都已年逾65，民政部长李纪恒本月满65岁，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长张纪南下月也满65岁，另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5月也满65岁，而新华社社长何平，官方履历只说是生于1957年，他月前已当选新一届全国记协主席，卸任社长在即。 下半年将届65岁的中央部委正部官员，还有民航局长冯正霖、科技部长王志刚、应急管理部长黄明、国台办主任刘结一、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等。分析称，这些人中若有人届龄后迟迟不退，就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更上层楼。 此外，有关继任者的传言很多，例如中央财办常务副主任韩文秀（58岁）和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62岁）是接任财长热门人选；上海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和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同为57岁），则是接任新华社社长大热；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陈刚，则被传接任民政部长…… 《明报》称，副省部级的提拔毋须政治局全体审议，常委会议就可定夺。在各种人事传闻中，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的调动最为吸睛，这已是他第N次被传调动，有点“狼来了”的味道。这次传的是他将由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跻身浙江省委常委，兼任秘书长。在二十大之年再传他调升，别具意义。 分析表示，一般省委秘书长多由本地官员出任，刚满50岁的胡海峰，自2009年至今，已在浙江任职12年，算得上半个本土干部。而且他先后在发达的嘉兴和落后的丽水两地任市长、书记，经验丰富。他之前一直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任职，其父2013年退休后才踏上地方仕途。据说中组部确实曾几次考虑提拔他，但都因其父阻止而作罢，今次若真升官，不知是其父改变主意还是健康原因。 《明报》指出，内地官二代，除以邓小平、陈云之子级别最高，都不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泽民长子江绵恒止于副部级，李鹏之子李小鹏正部已近10年，能否更上层楼还难说。今年二十大，会有一批地方官进入候补中委行列，现在全国“70后”副部高官已经逾百，胡公子若再不进步，恐要掉队。 多维新闻此前亦在《观察站｜中共“70后”十大金刚显现 胡海峰已“掉队”》一文中指出，2022年即将50岁的胡海峰，在“70后”官员中已经“掉队”第一梯队，除非北京特为简拔，否则胡海峰之未来仕途或许当真要让人捏一把汗。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官方不断强调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浙江省两会召开之际，现任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1月20日表示，要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以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加快打造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山区样板。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中共二十大前人事传闻再起 胡锦涛之子走向受瞩

1月24日，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留下遗书后，在三亚海边服药后被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刘学州服药的海边是不少小型渔船出海停靠的区域，1月24日凌晨，有渔民发现了海边的异样。 渔民："是一对情侣看到的，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他不动了，就想去碰一下他，看到他是没反应了，我们就问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说有个人在那边自杀了，晕倒了，他旁边还有一堆药，还有一罐酒，还有十片八片不知道什么药。我们叫他不要睡了，人事不省的，心还是跳，还有呼吸。" 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刘学州的舅舅给他打来了电话，舅舅说，知道他有轻生念头的时候，就一直在联系他，希望能够及时制止他，但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在场渔民说，救护车到事发地点仅仅十分钟，但遗憾的是，抢救近五小时后，刘学州还是不幸去世。 1月26日，很多网友在刘学州出事的海边摆放鲜花悼念。刘学州的舅妈表示，感谢每一位爱州州的家人们，也很感谢志愿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州州布置现场颂他最后一程，还有对我们热情的帮助，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我只能说，我已铭记在心。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刘学州轻生画面曝光，渔民：叫他別睡但已人事不省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可谓是波澜壮阔。一代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牺牲，改变了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才有了新中国今天辉煌的成就。 而说起这些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家人。孙中山的事迹一般人都比较了解，可作为孙中山唯一儿子，孙科虽然也追随父亲参加了革命事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孙中山 那么，伟人的儿子在这种时代大变局面前的表现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吗？可以说，孙科的一生中，都面临着种种诀择，而每个决定都让他难以取舍。 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究竟是追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还是另谋出路，这是一个相当考验人的问题。但作为和蒋介石共事了半辈子的同事，孙科当时并没有如很多国民党要员那样追随蒋介石。 孙科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孙科当时没有选择去台湾，那他去了哪里呢？那孙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其结局又如何呢？ 蒋介石 一、随父革命，胸怀报国之志 孙科作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自不必说，其一直都处于时代的风尖浪头上。这种人生境遇，不是孙科个人的选择，而是其身份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而孙科，也没有回避时代的安排，积极追随父亲，参与了革命事业。作为长子，孙科被寄以厚望。 孙中山对孙科的要求一直都很严格，孙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孙中山就告诫其要多读名著。孙科牢记父亲的教诲，将这个优秀的习惯保持了一生。 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也传替给了孙科。孙科在担任国民政府广州市长期间，制定了《土地登记及征税条例》，将城市税收作为主要税种，并采取征收“土地增价税”的方式，来减少商业投机。 这种想法，就来源于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理想。此外，孙科还编撰了《都市规划论》等书籍，对早期中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年轻时周游列国，深感铁路建设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于是早在1891年，孙中山就提出“巫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此后，孙中山不断的对大清政府、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提出铁路建设的重要性。 不过孙中山的种种设想都未能实施，孙科后来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铁路部长，终于有机会继承父亲遗愿，统筹全国铁路建设。 针对当时中国军阀割据、铁路管理混乱的局面，孙科提出了“管理统一”、“会计独立”的现代化理念，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筹钱建设新的铁路路线。 可以说，孙科和父亲一样，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各种理想化的期待，并积极投身取了改造旧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与雄才大略、擅长提出各种政治理念的父亲不同，孙科难能可贵的从事了很多实操性的工作。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施政纲领，与后来实际掌控国民党走向、并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不一致。 这成为两人后来多次产生冲突根源，这些冲突，又随着1949年这种大变局的到来，变得极为尖锐。 二、1949年国共和谈时，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分道扬镳 由于早年就投身了革命，且顶着“中山先生”独子的光环，所以孙科在国民党内部长期处于高位，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特别是在1948年到1949年时，其担任行政院长，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国共谈判。 这一刻，可以说是孙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但是身处高位者的苦衷和无奈，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孙科从参与国共谈判开始，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三方博奕关系。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孙科，都在竞争和中共进行和谈的主导权。 由于三者的想法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所以矛盾在博奕中不断加剧。 孙科是国民党内部最先提出必须和谈的要员。在孙科的看来，局势变化，意味着国民党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于是，孙科，提出了“光荣的和平”，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来接管国共和谈工作。 当然，这一想法最初提出时较为委婉，以免蒋介石难堪。在1948年10月份，国民党军事上败象显露，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秩序也开始崩溃。孙科审时度势，决定尝试着手和谈，以挽回败局。 为了找到更多人支持自己，孙科不断与其他国民党要员，如于右任、张群、张治中等人交换意见。于是，有人就建议让蒋介石“休息”，这遭到了蒋介石本人的愤怒拒绝。 不过，形势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当年11月，在前线的淮海战场上，解放军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国民党损失18个整编师。 来自四面八方的激烈批评，让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在11月26日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并主持国共和谈。 于是，孙科开始积极组建和谈内阁，并要求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交出一切实权。孙科的努力看起来取得了效果，至12月12日时，其获得了人事权和决策权。 但蒋介石本人并不想真心和谈，蒋介石在对孙科作出让步的时候，也在积极谋划，意图调集军队在前线夹击解放军，以稳定江淮地区的局势。 孙科 蒋介石既然有这种安排，自然不会真正让孙科放手和谈，所以蒋介石一边在表面同意和谈，一边又对孙科暗加掣肘。 这导致孙科原本预计一个月能完成的组阁工作，又拖了一个月才完成，并且内阁人员组成及性质也和自己设想的不一样。孙科对此十分气愤，蒋孙矛盾愈演愈烈。 孙科在全力以赴与蒋介石较量的时候，新的一方势力也崛起了。 由于孙科要求的和谈，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而蒋介石的掣肘，让孙科实际工作寸步难行。这样以来，双方都陷入胶着状态。 可此时，前方的战局也在急速发展，解放军已经调集兵力，准备包围杜聿明集团，将其一举歼灭。国民党内外对此忧心忡忡，于是桂系军人乘势而起。 以李宗仁、白祟禧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出面，逼蒋介石下野。就这样，出于不同的目的，孙科和李宗仁形成了事实上联合的局面。 这相当于文武官员同时“造反”，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于1949年元月引退。 白崇禧、李宗仁 但是蒋介石却又留下了后手，他同意由李宗仁“负责采取任何为民族谋福利”的政策。蒋介石这看似顺理成章的安排，其实是无形之中又将了孙科一军，将原本属于孙科掌控的国共和谈主导权转移到了李宗仁手中。 要知道，在此之前，李宗仁的桂系属于地方势力，是没有资格主持国民党中央政局的。 而孙科则不同，孙科一直身处国民党中央，并且受人欢迎，本来就可以主持中央。蒋介石这样一安排，相当于赋予了李宗仁主持中央事务的权威。 至此，李宗仁成为实力派玩家，而孙科被削弱，国民党也进入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总统府、以孙科为代表的行政院、李仁宗为代表的军队三方博奕的局面。 三、无力左右局面，被迫离开 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不管是孙科，还是李宗仁，最终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不过，这不影响孙科一度取得的对蒋介石的优势，并且最终让其真正“下野”。 在1949年1月之后，孙科不断的联合国民党内部要员，并寻求美国在国际方面的支持，以推动和谈。但蒋介石还是迟迟不愿下野，事情陷入僵局。 1月14日后，人民解放军在北方开始总攻天津，在南方逼近长江北岸，毛主席发出了和谈声明，提出了以八条要求为基础开始谈判的条件。这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1月16日，58名立法委员联名要求孙科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声音开始响亮起来。 孙科利用这一局面，再次向蒋介石施压。顶不住压力的蒋介石最终宣布于1月21日“引退”。1月22日，李宗仁成为了代总统。 虽然蒋介石一直称自己下野是受桂系逼迫，但是孙科联络国民党高层要员向其施压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此时在与蒋的斗争中，孙科暂时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下野后，孙李二人的矛盾浮现。对于国共和谈，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孙科都想让事情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时孙科的想法是，尽可能的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把“光荣的和平”作为口号，希望谈判要“公平合理”，并且不能否定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代表性。 而李宗仁桂系的打算是，尽可能的保证桂系的实力。所以，李宗仁一边防止蒋介石复出，一边幻想在长江两岸实现分治，由桂系来统治长江以南的地区，实现不行的话，双方组建联合政府也可以。 但是，蒋介石虽然下野，并未真正放弃权力，他还在暗中观察局势，以便伺机而动。 蒋介石明白，军队还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自己最大的本钱。有了军队，哪怕下野了也能有巨大的影响力。 孙科（右二） 孙科虽有名望，广受欢迎，被很多人视为承载着孙中山的理想、足以团结大家的人。但孙科最大的缺点是不掌握军队，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相比之下，出身桂系的李宗仁才是真正的实力派。李宗仁不但掌握着数量可观、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还拥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 李宗仁 所以，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介石先后选择了与孙科和李宗仁的合作，并击败了两者。 一开始，孙科反对李宗仁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个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为此，孙科决定将行政院迁到广东，并且用每月300港币的补贴吸引立法委员南下。 于是，国民党高层大批南下，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只剩一个空架子，对此李宗仁无计可施。 蒋介石看到这一幕后非常高兴，他意识到孙蒋二人在保留国民党统治这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点。 于是，蒋介石指使自己的亲信，但是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发表了反对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支持孙科为代表的行政院的声明。 这样，李宗仁的代总统府和行政院之间的矛盾加剧。李宗仁开始考虑改组作为责任内阁的行政院，让孙科下台以便换人来执行自己的和谈方案。 但李宗仁的努力未能成功，因为其遭到了蒋、孙两人的联合抵制，孙科本人更是坚决不肯辞职。 不过到了3月份，李宗仁和中共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而希望能够尽可能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孙科却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 特别是孙科当时还想让“国共双方军队基于平等原则，实施改编”以及双方成立联邦式政府的想法由于不切合实际，桂系决定抛开孙科单独行动。 于是，桂系开始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孙科辞职。此前，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孙科还可以顶住压力，但现在，孙科遭受的致命一击偏偏也是来自蒋介石。 由于痛心国民党的失败，孙科在国共和谈期间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默认了蒋介石是“战犯”的事实，这让蒋介石极为不满。于是蒋介石开始调整策略，转而支持李宗仁。 在2月17日，蒋介石表示，既然李宗仁想调换行政院长，那就可以自行决定。到3月初，蒋介石更进一步明确表示，不会再勉强支持孙科，因为“大势所趋”，“只有听其辞去”。蒋介石在背后的一击，让孙科不得不于3月8日辞职。 说到底，孙科虽有良好的想法也得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支持，但其对国共和谈的设想不切实际，又没有执行自己想法的实力。所以最后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对孙科来说，这次失败，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挫败。这表明其政治抱负再一次落空。而其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矛盾，也在这次争斗中不断变大了。 说蒋介石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是十分精准的评论。蒋介石在已经下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遥控局面，操纵军队，从而挫败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挑战者。 不过，赢得了斗争的蒋介石也没来及得庆祝胜利，蒋介石的军队就在解放军面前，迅速的崩溃了，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逃往台湾岛。 蒋介石的失败，让国民党政权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孙科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样，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 也许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失望及不满，也许是因为两个人刚刚还在政治斗争中互为对手，所以，孙科没有选择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岛，而是远赴海外谋生。 四、晚年落寞，再次与蒋合作 在1949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后，孙科就从广州移居到了香港。其后，孙科又先后客居欧洲、美国长达16年。 但其在1965年却再次受邀定居台湾，并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这让孙科人生的下半场像此前一样，充满了争议。 在出走海外的岁月里，孙科对新生革命政权怀有极大的抗拒心理。尽管周恩来总理一再托人表示不愿意看到孙中山的儿子流亡海外，欢迎其回国。 但他始终未做出回应，而当时台湾方面也对其较为冷淡，孙科的人生陷入了低谷。 居港期间，面对国民党的失败，孙科情绪非常“悲观”。而此时，他的住处每天都有大批过去的亲友故旧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登门寻求帮助。 孙科无奈只能以5元、10元的方式来打发相关人员。由于长久身居高位，所以“慕名”前来求助的人员越来越多，孙科最终无奈选择离港，于1950年赴法国投奔老友、前驻苏联大使傅秉常。 待在老友住处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1952年，孙科夫妇又前往美国，投奔长女孙穗英。此后，孙科在美国也没安定下来，多次碾转移居。 在美国居住时的孙科失去了党国要员的身份，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日子一度变得极为清苦。由于没有固定收入，所以长期只能依靠儿女接济生活。 孙科和夫人都开始省吃俭用，亲自动手收拾家务。即便如此，夫妇两人还曾因为经济窘迫而过了一段靠番薯充饥的日子。 1965年时，孙科已经75岁，16年的流亡生涯和海外生活的种种不如意都让其怀旧之情再难抑制，孙科最终动了回乡的念头。 但与流亡海外后最终回到大陆的李宗仁不同，孙科希望赴台。孙科的故旧了解这一意愿后，开始了多方活动，于是台湾方面向其发出了邀请。 1965年10月29日，孙科乘坐飞机抵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带领的接待人群的热烈欢迎。 在大陆期间，孙科对蒋介石的做事风格有诸多指责。但在其晚年赴台之后，却多次公开发表演讲，表明自己拥护蒋介石的政治立场。 而蒋介石也投桃报李，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于是，孙科在脱离国民党组织系统多年之后，再次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要员。 在此后的岁月里，孙科不辞“劳苦”，积极参与了多方活动，直到1973年病逝世于台北。 五、一生功过，难以评说 回顾孙科的一生，我们发现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变局他都有参与其中。但其在各种问题上的应对上，并未取得让人满意的结果。 孙科在政治上提倡的英美制度无法满足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其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博奕，又一再败给对手。在重大选择关头，其本人又总是处处充满了矛盾与纠结。 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孙科虽然长期身居高位，显赫一时，却未能真正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也没能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是站在今天后人的角度来看，他也是充满了争议性的。 只不过，因为顶着“国父”唯一儿子的光环，人们才对其充满热切的期望。虽然不少人都希望其能为中国找到更好的方向，但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人们难免对此感到遗憾。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孙中山独子1949年未随蒋去台湾 他后来过得如何？

Taiwan has not been asked to change name of Lithuania office https://t.co/1IrBJiMgMM pic.twitter.com/KlXr9cQ581 — Reuters (@Reuters) January 26, 2022 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后，引发与北京的外交风波，英媒1月25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立陶宛官员正在讨论是否要求台方更改“台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立陶宛外长1月26日否认消息。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LRT）报道，外长兰茨贝尔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1月26日向多名记者表示没有改名计划，又指代表处的中文名称不是由立陶宛来决定。 他指没有讨论改变官方名称，代表处的中文名则不是立陶宛决定，“那纯粹是台湾人的决定。”他被问到有否与台湾方面沟通时，仅回应称“我不能说。” 兰茨贝尔吉斯又称，他已经与总统讨论了争取欧盟支持的必要性。 英媒1月25日报道，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立陶宛官员正在讨论是否要求台湾官员修改代表处的中文名称，从“台湾代表处”改为“台湾人士代表处”，与英文及立陶宛语的译名相同，以缓解与北京的争端。 台媒则报道，3名立陶宛知情人士称，有关报道不实，代表处名称已定，不会改变。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改变“台湾代表处”名称？立陶宛外长回应了

2016年4月14日，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催债人杜志浩脱下裤子，用不堪入目的方式侮辱苏银霞。 见此情形，两眼通红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对着人群一顿乱刺，最终造成4人受伤。最严重的杜志浩丢下一句“这小子玩真的”，捂着肚子匆匆赶往医院，后来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鲜为人知的是，案发前，当地民警曾匆忙赶来，但却未能阻止这场悲剧。 多名现场人员回忆，民警介入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前后只待了4分钟。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法院给出的解释是：虽然于欢母子被限制人身自由，也遭到侮辱，但施暴方没有使用工具，所以于欢的行为“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构成故意伤害罪。 判决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不少读者对此案详情可能并不知晓，笔者在此简单勾勒一下： 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因资金周转不畅，曾向做房地产生意的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后来，苏银霞先后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可仍无法“还清”借款。 就这样，在吴学占的授意下，杜志浩等11名催债人来到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笔者按：苏银霞创办，以下简称“源大工贸”）催债。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但杜志浩等人显然不懂“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一场血案由此而来…… 2016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三辆没有车牌的轿车大摇大摆地开入源大工贸，于欢母子不知道的是，这竟是一场噩梦的开端。 从轿车里下来约10人，他们带来户外烧烤所需的器具，将烧烤架支在办公楼门口，开始旁若无人地喝酒撸串。 这伙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前来催债，此前他们曾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在公司内垒砌炉灶烧水喝。 在当地，只有出殡才会这样烧水。 苏银霞 如上文所说，2009年，苏银霞创办源大工贸后，因资金问题，曾在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先后两次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 直到2016年4月，苏银霞虽然先后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但“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10%的月息早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2016年4月13日，也就是案发前一天。苏银霞回已经抵押的房子拿东西，当时吴学占让手下拉屎，还将苏银霞按进马桶，要求她还钱。 人身受到威胁后，苏银霞4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她的心中难掩恐惧。 4月14日，吴学占等人愈发猖狂。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先是被催债者限制在公司财务室，不得出入。然后，催债者开始“在他娘俩面前，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晚8点多。这也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因为就在晚上8点左右，最后一名催债人杜志浩驱车来到源大工贸，并将苏银霞母子带到公司接待室。 正是杜志浩的出现，改变了这件事的走向。可以说，杜志浩是摧垮于欢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待室内，11个青壮年将于欢母子团团围住，开始各种辱骂。据职工刘晓兰回忆：“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随后，杜志浩先是脱下于欢的鞋子，扣在苏银霞嘴上，然后还将烟灰故意弹在苏银霞的胸口。于欢起身想要反抗，却被杜志浩一耳光抽倒在地。 接下来的一幕，让于欢彻底失去了理智。 杜志浩见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母子，竟然脱下裤子，用不堪入目的手段侮辱苏银霞。此时的于欢被按在一旁，咬牙切齿，几乎崩溃。 与此同时，接待室外的一名工人见此情形，赶紧通知于欢的姑姑于秀荣，让她报警。 22时13分（监控显示），一辆警察进入源大工贸。 催债者见警察来了，转过身看见屋外的于秀荣，先是问她是否报警，接着不容分说抢走她的手机，摔得稀烂，之后一脚将于秀荣踹倒在地。 根据此案的判决书显示，民警介入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后转身离开。 22时17分，一部分人将民警送出办公楼，民警先后在此待了大约4分钟。 眼看着民警要走，于秀荣红了眼。“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出的解释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接待室内，于欢见警察要走，赶紧站起来往外冲，可他当即被杜志浩等人拦住去路。于欢回忆说，有个人扣住他的脖子，将他往办公室方向带，“我不愿意动，他们就开始打我了。” 推搡之中，压抑在于欢心中的屈辱和愤懑在瞬间爆发，他在桌子上摸出一把水果刀，对着眼前众人一顿乱刺，包括杜志浩等4人在内的催债者被刺伤。 “他们殴打并侮辱我母亲，我作为一个儿子，打我不要紧，但对着我打我母亲、侮辱我母亲，我要再没有一点动作，我就对不起母亲养我二十多年。” 这是于欢后来的供述，也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 22时21分，于秀荣看到陆续有人逃出接待室，于是她和民警返回办公楼查看情况。随后，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将其带到派出所。 杜志浩等人受伤后，自行驱车赶往冠县人民医院。最后的尸检报告显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案发不久，和山东源大工贸同在冠县工业园区的其他企业联合筹钱，给苏银霞母子送来十多万捐款，帮她们打官司。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于欢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于欢应当构成正当防卫。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其被讨要的债务系非法债务；其次，于欢遭到了不法侵犯，11个人对其进行“非法拘禁”，甚至脱裤对其母亲进行侮辱。 可最终法院却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为何不是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如下： 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判决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于欢和殷清利 于欢案的代理律师殷清利说：“于欢性格内敛，处事温和，当时发生的那件事肯定是他无法容忍的时候，才实施的行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几乎处于精神完全崩溃的状态。” 一审判决结束后，于欢提出上诉。 后来，《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一书这样写道：“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从天理、国法、人情的角度，准确对于欢及被害人杜志浩的行为做出评价，是二审裁判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身为该案二审主审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坦言：“当时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吴靖说：“作为受到社会如此关注的一个案件，我们怎样通过二审的开庭审理，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并且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最终依法做出裁判。” 此案的难度在于：裁判结果一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还要让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责任是沉甸甸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经过对此案严谨的梳理和调查，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和此前的无期徒刑相比，这一结果对于欢而言，显然是个好消息。 此案由此尘埃落定。 至于案件之中的吴学占一伙，2016年8月3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就将“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摧毁，首犯吴学占被抓获。 据查，2012年，吴学占成立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可根据一封举报信显示，吴学占表面从事房地产生意，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以放高利贷和讨债为生。 冠县一位企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坦言，因为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铤而走险的结果就是，一旦他们无法还清高额本息，就会像苏银霞一样面临暴力催债。 该案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杜志浩属于吴学占涉黑组织的一员，被刺身亡前，他曾涉嫌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那位女学生的母亲后来透露：肇事当晚，杜志浩的父母来给她送过东西。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呢？不然他得坐监狱，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让人感叹的是，从2016年到2017年间，苏银霞夫妇和女儿也先后因非法吸储获罪入狱。 2019年12月14日，苏银霞出狱。距离2016年虽然过去仅仅3年，但此时的她早已满头白发。 光阴似箭，因于欢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6次受到表扬奖励，减刑4个月26天，于2020年11月18日刑满释放。 第二天，面对媒体采访，于欢回忆说：“还是觉得自己冲动了，有些后悔，我犯法了。” 于欢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抱了母亲。他说：“我妈妈之前也会见过我，但这次终于触摸到了妈妈，那种真实感特别强烈。” 之后，姑姑于秀荣带着于欢去厂子看了一下，当看到现如今已是一片废墟的车间，于欢心中滋味难言。他告诉媒体：“白天和家人说说笑笑，真实感还挺强。到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卧室，到两、三点才睡，还有不真实感。长期失去自由，突然重新拥有自由，还有落差，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于欢 当被问到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终审五年有期徒刑，自己有何看法时，于欢说道：“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既然国家出台这些好政策，肯定是对社会、对深陷其中的人有帮助的，我很感谢这些政策的出台。感谢媒体的报道，感谢网友的关注，感谢律师。如果没有你们，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正如《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于欢案》一书中说的那样：于欢案件之所以广受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案件触及“孝道”这一传统伦理道德核心要素，“辱母”的感情色彩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情感冲击。 于欢案的结果不仅给了于欢和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还将正当防卫的法律适用逐步激活。 2020年9月3日，两高一部发布《正当防卫指导意见》，于欢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当防卫领域的唯一一个指导性案例。 于欢案为何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终审五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新闻局副局长林文学颇为感慨地说：“法院坚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回应关切，严格依法审判，最大限度地坚持司法公开，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他说：“群众对司法案件的关注，实际上是群众高度关注法院工作，既是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更是一种期待，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期待，法院必须要回应这种期待，满足这种需求。” 林文学最终总结道：“该案的启示共有三点，一是始终坚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社会关切；二是始终坚持司法定力，严格依法裁判；三是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辱母案”于欢:从无期改判5年 母亲3年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