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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上大学时，倪萍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丈夫因她要去北京发展离婚。 1991 年，倪萍事业蒸蒸日上时遇到陈凯歌，同居 6 年没等到求婚。1996 年，陈凯歌和倪萍分手，转身娶了比自己小 16 岁的陈红。 1997 年，倪萍嫁给王文澜，生下患有 " 先天性白内障 " 的儿子，孩子治疗期间，两人因为性格不合离婚，儿子归倪萍。 一次采访中，倪萍说：" 我不谈婚姻，没有资格谈。"" 如果早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会犯那样愚蠢的错误了。人年轻时非常盲目，也非常贪婪，总希望遇见世界上最杰出的男人，但这非常幼稚。"   1959 年，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一个小女孩在山东威海出生，爷爷翻遍字典，最终选择了 " 萍 " 字，取名刘萍，他希望孙女可以像萍草一般。刘萍的母亲觉得名字不好，浮萍意味着漂泊不定。 刘萍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哥哥。父母都是机关的一般职员，家里雇不起保姆，刘萍 2 岁时，父母把她送到寄宿幼儿园，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而哥哥每天都能呆在父母身边。 在刘萍的记忆中，父亲的印象很淡，甚至从未叫过 " 爸爸 "。刘萍五六岁时，父亲便很少回家，回家也几乎不和母亲说话。十岁时，父母离婚，刘萍和哥哥跟着母亲。 刘萍之后回忆说：" 其实没有父爱，我真的不怎么痛，因为没有尝过甜，所以不知道苦。" 长大一点，每天放学后，刘萍都要回家做饭。刘萍家住一楼，但要上一百多级台阶，路不好走，妈妈穿着小高跟骑着自行车上不来。 每次看表快到母亲下班的点，刘萍便放下手中的铲子，跑出去接母亲，推着母亲的自行车往家走。快到家时，推车的路没了，刘萍便把自行车抗在肩上。谁知到家后，哥哥早就把锅里的肉沫挑着吃了。 母亲看后质问刘萍：" 锅里的肉呢？" 刘萍说：" 全让你儿子吃了。" 母亲听后不再作声。 家里很少买蛋糕，每次母亲都给哥哥。 一次，家里买了一块蛋糕，母亲又让哥哥吃，哥哥问刘萍："...

过小年了，老赵和孙女们却不能团圆。 孩子们从北京回哈尔滨过年，没走出哈尔滨火车站，就被直接劝返回北京。 不接受劝返的代价是：只要出站，一律大巴拉走，集中隔离14天。 而此前，老赵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北京、海淀、低风险区”回哈尔滨受限的信息。 除了自己不能和孙女团圆，老赵还觉得对不起尿袋不离身的80多岁老岳母，“说难听点，见一面少一面。” 16岁当兵、50多年党龄、在某学院教书一辈子的老赵教授认为自己无能，为这事儿老泪纵横，“孙女们到眼前了我都接不回来，我一辈子都在保卫国家，为什么不能让我的小家春节团圆？” 老赵独子一家在北京生活，俩小孙女一个12岁，一个5岁。 去年春节就因为疫情没回来团聚。今年放寒假，儿子早早买了火车票，让姥姥带孩子们，仨老小先回哈尔滨。 虎年，刚好是大孙女的本命年，老赵夫妇俩给她买好了虎头鞋，家里也隆重置办了一番。大孙女淇淇喜欢运动，练了几年跆拳道，老赵还给她准备了沙包和射箭靶、微型蹦床；小孙女悠悠最喜欢的小鹿也洗干净了，她总是骑着满屋子转。 老赵觉得，这个春节，一定是热热闹闹的。 接站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Z15直达列车开了10个小时，早上七点半到站。 23号一大清早，老赵就开车载着老伴儿迫不及待出发了。 以防万一，老赵出门前又给社区打了电话，想咨询外地返乡的防疫政策，但是无人接听。这个结果，他毫不意外——此前两天，他接连给社区的4个不同座机打了7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打不通电话，老赵不放心，22号这天，他开了很久车到南岗区鸿翔社区办事处，想当面问问清楚。到了门口才发现，没有人。附近居民告诉他，“周末不上班呢。” 北京那边，这一天晚上9点半，俩孙女和她们的姥姥在北京顺利上了火车。 老赵的心放下了一半，应该没问题的。儿子在北京的媒体做新闻工作，了解的政策当然比自己多，能让孩子们上火车，应该就能平安到达。 从1月17日起，北京市的新增确诊病例开始增多，21日当天有10例确诊病例。但海淀区仅在21日、22日分别确诊2例、1例。老赵儿子家所在街道仍然处于低风险地区。 自从19号买火车票那天起，老赵就每天都在跟踪查看哈尔滨的最新防疫政策，“都是说低风险地区来哈不用隔离。” 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起码不应该是最坏的消息吧。 23号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上搭建了不少蓝帐篷，老赵问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北京海淀低风险地区来的人能回家吗，行程码不带星，核酸检测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他，能从北京上火车那肯定没问题，就能出哈尔滨火车站，但是能不能进社区就不知道了，建议继续联系社区的人问问。 老赵给悠悠准备的小鹿 劝返 老赵从火车站防疫人员那儿拿到了社区防疫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是一位手机号139开头的女士。他给“139女士”打了两次电话。 电话中，“139女士”告诉老赵，从北京海淀来的必须得集中隔离14天。 老赵慌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复，“大孙女的假期只有12天，要是拉去隔离，还得欠你们两天？” 好好的一个年，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们和姥姥去隔离酒店过。 接下来，老赵打了三个电话。 先告诉孩子姥姥，告诉她出站后可能要被隔离。 再打给在北京的孩子妈妈，告知她这边情况。孩子妈没犹豫，接到电话就买了哈尔滨返回北京的车票，Z158次列车，哈尔滨西站到北京，10点34分出发。 最后，老赵给“139女士”打了第二个电话，想再做一次努力：“我想问下从海淀区低风险地区来的人是不是非得隔离？”对方回答：不论中高低风险，只要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出站了全部都要拉上大巴车送去隔离，“要么就是别出站直接回北京。”这句话，老赵记得无比清晰。 老赵说：“这好像不对吧？”对方回复：没什么不对的，你不要浪费我时间。 听完，老赵只说了一句：已经买完回北京的火车票了。之后，按下挂断键。 老赵在家里安装了秋千，等孙女们回来玩 哈尔滨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蘑菇窗、弧面顶，呈现出浓烈的欧式复古风，这座平日里可同时容纳6000人候车的火车站，在23日早上，显得极为冷漠。 火车站的廊桥上，老赵和老伴儿趴在栏杆上，往下俯瞰着。 接下来出现在老赵眼前的画面是：在距离负二层出站口30米远处，孙女淇淇、悠悠和她们的姥姥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喜庆又惹眼，但正往回走…… 姥姥背着黑色的大双肩包，斜挎一个咖色单肩包，大孙女淇淇拖着黄色拉杆箱，只有5岁的小孙女悠悠带着羽绒服的红帽子，摇摇摆摆走着。 老赵和老伴儿原本想着三人出站后就接上回家了，没提前做核酸检测，此刻，他们连进站都不可能。 老两口就趴在地面层连廊的栏杆处，看着下方，那里有不得不折返的祖孙三人。 忽然，老伴儿叫了声“淇淇”，边叫边把手里的一把零食扔下去，噼里啪啦散落一地，淇淇俯身去捡。 老伴儿抛下第二把零食，小孙女悠悠才刚反应过来，跪倒在地，挪动着捡零食。 扔下去的都是孙女们爱吃的巧克力糖，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散落一地，孙女们俯身一一捡起，场面有些难堪。 老赵急了，“你（倒是）拿个袋儿啊！没有袋儿吗？” “哪有袋儿？有袋儿不就好了嘛？”老伴儿声音也不小。 捡起巧克力，孙女们跟着姥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去坐定点的出租车，的哥将送她们去哈尔滨西站。 亲人近在咫尺，却无法一起回家。慌乱中，老赵想拍下孙女们的样子，本想打开相机，却不太熟练的打开了微信对话框，开启了小视频拍摄，“（小视频进度条）转一圈就结束了，根本不够。” 老赵很想让她们停留久点，多拍一会儿，但工作人员在催促，老赵也担心着，多呆一会儿被拉上大巴去隔离咋办！ “那就赶紧回北京吧。” 目送着她们的红色背影，老赵又拍下了一条小视频。 北京，哈尔滨，各回各家 还想看看两个小孙女啊，也许还有碰面的机会？从哈尔滨站到哈尔滨西站的路上，有没有可能？ 但老赵转念一想，火车站安排的定点的士都是老司机，自己开车水平不咋样，追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就回家吧。老赵和老伴儿上了车，两人没有再讲一句话，只剩下汽车行驶的声音。 老赵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岳母，尿袋不离身，还伴随着眩晕症，前阵子险些“过去”了。这个春节又见不到孩子，“太奶奶心里难过。” 听老赵讲了原委，老太太眼眶一红，哽咽着说不出话。 距离上一次见到这俩曾孙女，已经一年多了。小孩子长得快，几个月不见就变化许多，尤其是5岁的悠悠，上次见她脸上还是满满的婴儿肥。 家里就这三位老人，一时间，气氛凝重。 老赵没办法安慰老伴儿和岳母。 回北京的火车上，小孙女悠悠吐了好几次。 他们猜测，可能是情绪大起大落后引发的肠胃不适。出发的头天晚上，悠悠开心得不得了，一下火车还没和爷爷奶奶打个照面，也来不及反应，就被带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一坐又是十来个小时。 老赵心疼两个孙女，“很懂事，很讲规矩，说不让出站不让回家，也没在那哭闹。” 老赵在微信上给孩子姥姥转去500块钱，“给孩子们弄点好吃的。” 淇淇在视频里对爷爷说，火车上的饭还没学校食堂的好吃。 悠悠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视频转到悠悠的时候，她问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啊？” 老赵回答不出来，这也是他的疑惑。 老赵1970年入伍，随即入党，后来教书一辈子。“我讲了几十年的历史课、哲学课、马列主义课，但就是搞不懂‘防疫’这一课啊！” 老赵把采购的年货统统打包寄往北京，家里就剩三个老人过年了 这两天，老赵和老伴儿不停忙活，把前阵子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年货都装进快递箱，有笨猪肉、笨小鸡、粘豆包，淇淇的本命年衣服和礼物也都装进快递箱，连带着10个新鲜椰子，原本是要给孙女榨椰奶的，“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就都寄去北京吧。” 一共10个箱子，花了300元快递费。老赵说，快递员还给优惠了20块钱。 1月25日，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小孩子期待这一天，老赵的灶糖早早准备好，但现在没人吃了。 过了小年就是大年。 这一家三口，65岁的老伴儿，70岁的老赵，80多岁的岳母，也要过年了。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哈尔滨站台泪别:孙女来自北京,下车即遭劝返

近日导筒在后台收到投稿，国内流媒体腾讯上线导演杨德昌长片首作《海滩的一天》时，将原片的166分钟删成了53分钟，整整删除110分钟内容，有影迷表示“简直是将正片删成了预告片”；另一家流媒体爱奇艺上线版本为159分钟，也略有删减，此外上线版本仅呈现出DVD画质，但在网站内却标注“蓝光1080P”，也让影迷十分无奈。 2017年底，在杨德昌去世10周年之际，台湾索尼音乐出版了蓝光版《海滩的一天》，其中收录花絮为2015金马影展《海滩的一天》映后谈（可在文末查看），张艾嘉、廖庆松、杜笃之三位杨德昌导演曾经的合作伙伴一同出席。 本片修复版本月已在韩国院线公映，韩国发行公司发布了一系列精美的韩版公映海报。 邻国韩国日本对杨德昌的喜爱和重视，在此前《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接连公映便显露无疑。 明年将是《海滩的一天》公映30周年，中国大陆是否有机会在电影节上进行本片的正式放映尚不可知，但至少这种删减100多分钟的荒谬行为应该停止了。 贾樟柯曾评价过杨德昌、王家卫以及李安三位导演，说他们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其中对杨德昌的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拍第一部长片就达到166分钟，杨德昌要用《海滩的一天》的叙事结构展现自己的电影天赋，从下面这张台湾影迷整理出的叙事结构分析图也可以大概看出杨德昌导演的实力和野心。（当然，看了那个53分钟版本等于没看） 《海滩的一天》（英文：That Day, on the Beach）是一部于1983年上映的台湾电影，由杨德昌担任导演，杨德昌与吴念真担任编剧，并由张艾嘉、胡茵梦主演，本片为台湾新浪潮电影作品之一。 林佳莉（张艾嘉饰）成长于台湾南部传统小镇的医师家庭，她和哥哥林佳森（左鸣翔饰）二人自幼接受精英教育，从名校大学毕业。然而，佳莉不愿跟哥哥一样，被迫放弃恋人谭蔚青（胡因梦饰），而接受父亲之命所强加安排的婚姻。她毅然离家北上，和恋人程德伟（毛学维饰）在台北这个急速现代化的城市中结婚定居。 然而，70、80年代经济起飞的台湾，商业竞争骤烈，德伟逐渐卷入那个金钱竞逐、应酬酒色的世界，最终迷失了自己。愈益感到孤单空虚的佳莉，一日接到电话告知：德伟已经淹死在海边。她赶赴海滩边，面对那一具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丈夫的尸体。多年后，佳莉重遇外国归来演出的谭蔚青，两人在咖啡厅回忆起旧事。 台湾影评人何国铭评价本片表示，导演兼编剧的杨德昌借两个女人（张艾嘉与胡茵梦）的一场对话，交代出30年来台湾社会的整个面貌，在欧洲片的外观中流露出中国式的感情，用一种十分精密细致的“织锦式”手法，具体概括了现今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复杂的结构方法和开放式的结局都是台湾电影前所未有的创举。 本片在摄影、灯光、美术设计等技术方面皆表现出彩，在亚太电影节中击败日本电影《细雪》而获得最佳摄影奖。此后还获得1984年休斯顿影展“评审推荐金牌奖”。 杨德昌在《海滩的一天》的创作中，并没有继续他如《光阴的故事——指望》中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反而是以冰冷的视角，将一股迷惘而空虚的落寞情结，颠覆掉了他对爱情与生活的憧憬。故事的调子饱涵着沉重，那种远离了生活环境，而又揭示着现实现象的侧面写实，把一种对人性的怀疑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 影片以影像与心理观察来回溯台湾30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际关系，以及中产阶级不稳定的婚姻问题。影片情节采用所谓的“迷宫式”结构，故事由许多零星的片断组成，摄影机则随着剧中人视点的变换将片断进行粘合；叙述上则采用了双重回忆的手法。该片为台湾新电影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力，一度成为评论的热点。 张艾嘉在片中扮演女主角林佳莉，从10来岁的纯情少女，演到30多岁曾经沧海的少妇，她把角色的情感跌宕、精神裂变、多样心理和外貌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单从艺术角度而言是成功的，二十多年以来一直都被奉为台湾新电影时期最为出色的代表作之一。 据台湾媒体报道，本片当年投报法国戛纳电影节，虽未入围决选单元，但影展主席吉尔·杰克表示对此片印像很好，但有些不合适的因素导致影片被排斥在外。第一是因为影片二小时零四十五分钟的长度，不易排片。其二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其三是电影节在1975年将技术大奖给予《侠女》后便再未接触过华语片，评审委员们居然都不知道自己的观感是否正确，徘徊摸棱两可之间，最后便荒谬地将这个入围的名额让给了另外的一部韩国电影。 不过本片还是于1983年获得第二十八届亚太影展表彰。第一次担任摄影执导的杜可风获得了最佳摄影大奖，这不由得让苦心戚戚的杨德昌长舒了一口闷气，因为在影片拍摄之初，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疑杨德昌的选择，毕竟杜可风在影坛尚属无名之辈，以前也从没有过掌镜的经验，但事实却推翻了包括评论界在内的一切怀疑，杜可风的天才之路也就此开始。 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是台湾新电影的排头高浪，它拥有着梦幻般的阵容。除了新电影推动者和主力干将特别出演外，影片也有后来日渐成名的杜可风等幕后班底。主演是两位具有特殊意义的台湾女星，一个是张艾嘉，她四栖发展，活跃在诸多领域，一直红到现在；一个是胡因梦，她从影17年，在回忆录里，她形容自己演出的几十部电影是“哭笑不得”，称得上佳作的只有《海滩的一天》。 导演侯孝贤客串出演《海滩的一天》 在没有太多经验的前提下，杨德昌一口气拍出了三小时长的《海滩的一天》。借助两个女人的讲述，影片用意识流的方式呈现了多组时空，结局则是开放的，这在当时前所未有，当时的台湾也无法消化。杨德昌毫不示弱地展示他的野心，在这种野心的背后，他们这群人正处于成长蜕变期。 1983年到1985年，这也是台湾新电影的黄金时代，杨德昌和他的朋友们互相支持对方的电影。 杨德昌为未完成遗作《追风》准备画稿 如果你还在，将有多少人在这些光影里看见自己的成长？我的第一步是《海滩的一天》，也许，有人的第一步是《追风》。如果你还在。 ——林奕华 “Dreams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是杨德昌的墓志铭，这位华语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师级导演，在生命的终点终于与人世和解，留下了这句“爱和希望的梦想永远不会消亡”。文章来源于互联网:请不要这样对待杨德昌的电影:中国人看不得好电影？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超过两年，12月底出现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5波疫情，港府再收紧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社会上掀起应否放弃“清零”，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等讨论。 民主党星期二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比两个月前增加23个百分点，另有8成受访者认为，应该额外惩处出席百人生日派对的港府官员。民主党分析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出现抗疫疲劳，亦对高官没遵守防疫规定非常不满。 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多个国家在民众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高程度之后，已经放弃大规模封城等病毒“清零”措施，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复社会正常运作。 民调指65%赞成“与病毒共存”作准备 香港12月底出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5波疫情，港府1初再收紧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于4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维持到下星期四(2月3日)即是农历年初三，而且因应目前的疫情发展，估计下星期五(2月4日) 农历年初四放宽防疫措施的机会不大。 香港市民连续第3年在疫情下度过农历新年，而且防疫限聚措施又再回到两年前第一、二波疫情，新冠病毒对人体杀伤力最严重的阶段，社会上掀起应否放弃“清零”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等讨论。 民主党星期二(1月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针对政府防疫抗疫政策的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1月14日至23日进行，以电话语音随机抽样方式访问603名香港市民。 调查结果显示，有65%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比两个月前的42%赞成，增加23个百分点，另外有21%市民认为不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比两个月前的35%，减少14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当受访者被问到“在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下，无可避免会增加确诊宗数，你认为可接受既每日平均确诊宗数系多少﹖”，分别有30%及35%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每天“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结果与两个月前的同类调查比较，分别增加了13和23个百分点。 罗健熙指市民感清零政策徒劳无功 民主党主席罗健熙在记者会上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市民接受“与病毒共存”策略下，每日确诊宗数“最多1000宗”和“最多10000宗”的比例都大幅增加。罗健熙估计，这是由于香港人接触外国的新闻愈来愈多，对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严重程度，以及对其他国家民众的影响，认为香港继续“清零”政策是徒劳无功。 罗健熙说：“因为这几天其实同一些街坊聊天，有时我们落区同一些街坊聊天，大家都说怎么有可能禁呢，怎样‘清零’呢﹖是不会清到的，徒劳无功的，是一种这样的情绪来的。当那个病毒的传染度是这么快、这么强的时候，大家更加会觉得你要去尝试去‘清零’，其实这件事不是一件很有效地去做到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为何会有一种比较强、或者比较大的转变，就是一些人会愈来愈接受‘与病毒共存’，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的确诊宗数大家都接受到；我想这些生活经验都是一些原因，但是很老实说，我们会相信即是这些纯粹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然后去判断呢，其实是一些很不稳妥的事情来的，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政府在一些病毒资讯的公布上面，那个透明度是愈来愈低的。” 反映市民已经出现抗疫疲劳 记者问及香港市民在两个月之间，赞成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的比率，大幅增加23个百分点，是否反映市民已经出现抗疫疲劳﹖ 罗健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已经一段时间，尤其有专家估计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力非常高，甚至大家戴着口罩擦身而过相遇9秒，都可能被传染的话，会令市民更觉得要完全防范几乎是不可能。 罗健熙说：“对于市民来说，就是当一个病毒你去讲到相遇9秒、戴着口罩都会中(被感染)的时候，那么我每天在这里跟别人搭车、搭地铁、搭巴士那样，好像已经是一种你要我去防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希望政府特别是一些它们的专家顾问，都可以同市民去老实说，即是如果你根本是没得防的，你不如就告诉市民，其实真的没得防，即是打完针(疫苗)、你戴了口罩，只要相遇9秒都会中(被感染)，那么你很难说服人们我要很努力去做好其他防疫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令人都很多忧虑，产生很多焦忧的一个情况。” 呼吁专家提供更详细疫情资讯 罗健熙表示，有专家在早前提到香港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成，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香港达到7成接种率之后，防疫措施仍然没有放宽，他呼吁防疫专家就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力、对人体的伤害、重症率、疫苗的保护作用等实质资讯多作解说，以免令市民觉得连专家都前言不对后语，对专家的意见都失去信心。 罗健熙说：“一些市民很因为这样而不相信一些专家，我觉得科学是重要的事情，但是一些科学权威出来，他们去讲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他都要同市民有一个责任，是讲得清楚究竟中间有些什么转变呢﹖究竟他们怎么看待不同的病毒呢﹖正如刚刚我们一直提的，就是那个病毒的转变，Delta(德尔塔)和奥密克戎与可能原生的病毒，有一些这么大的分别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方法是不是在科学上应该是有些不同呢﹖为什么外面的科学家的想法，同香港的科学家的想法又有些差异，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即是香港是一个资讯很流通的地方来的，即是我们是很容易接触到外国的资讯，即是世卫说些什么，或者不同的地方它们的专家说些什么，南非的专家说些什么、荷兰的专家说些什么，其实大家是很容易找到的。所以你不能够就以为我是香港的专家，所以你就要听我说，这一种是行不通的。” 罗健熙认为，港府应增加抗疫透明度，他要求当局每日提供确诊数目外，亦包括确诊者中的重症数目、平均住院日数等等，让公众了解疫情的严重程度。 至于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提出的“动态清零”，罗健熙认为语焉不详，公众难以理解，他质疑如果当局放弃“清零”为抗疫政策目标要说明清楚，切勿以一些政治口号混淆视听。 袁海文批香港防疫政策只有“大棒” 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全球多国的防疫政策都是“胡萝卜与大棒”并行，好像只有香港的防疫政策是长期在“清零”政策下，只有“大棒”从来没有“胡萝卜”，他认为这些都是导致香港人抗疫疲劳的主要原因。 袁海文说：“我想全球都是‘胡萝卜加大棒’，但是看来香港呢，特别是行了一个‘绝对清零’，或者是一个长期‘清零’，香港人只是看到‘大棒’，从来没看过‘胡萝卜’、没看诱因；过往亦都有些医生包括可能食物及卫生局它们的说法就是，接种了(疫苗)就是令到你更加自由、更加没有阻碍。但是看不到的，即是你见到接种完(疫苗)在香港其实都是无差别，夜晚都是没(餐厅)堂食等等。” 罗健熙说：“跟孙儿喝茶都不可以。” 袁海文说：“是啊，即是连这些诱因都没有，有可能不(抗疫)疲劳吗﹖即是这样真的是好吗﹖我不觉得啊，我想所以为什么真的有些真真正正的‘胡萝卜’，真的给予香港人，即是有些诱因去做(防疫)，回复一些相对正常的生活、多些的自由。” 袁海文呼吁港府考虑放宽部份防疫措施，尤其过份严苛及不合比例的防疫措施，他认为这样才会提升市民防疫的意志。 袁海文说：“譬如在去年10月，(确诊者)出院之后都要隔离多两星期才可以，其实我想没有一个地方是会这样做的，那些CT值(Cycle Threshold循环数阀值)全部每个(康复者)都30以上，其实周围(其他国家或地区)都已经当是康复，不会有传染，但是我们(香港)就为了控制那些可能小到不得了的风险又去做(隔离)，其实也是浪费很多的隔离措施，这些都是很不必要，我想我们首先这一步，就是将过往有些过份严苛、过份不合比例，甚至防到很微的风险，那些我想是先扭松一点，我们先行这一步，其实我想对香港人起码已经是可以透一下气，或者对我们那个抗疫上的能力，都是会一个提升。” 建议港府缩短入境人士隔离日数 袁海文表示，调查结果反映市民相对于两个月前，更明白及接受如果香港实行“与病毒共存”会令每日确诊个案增加，亦认为社会可以承受有关代价，而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已经建议各国取消或者放宽对游客的入境限制，认为相关措施已无助遏止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扩散。 袁海文表示，民主党认为港府应由3月开始缩短外国入境人士或紧密接触者的隔离期至５天。事实上，过期的隔离期也会高交叉风险的机会，是本末倒置。隔离期缩短后，香港变相可大幅增加合规格的隔离设施供应、令经济和物流更有效回复、劳工及外雇供应更为充足。他又表示，民主党建议3月开始实行相关措施，是让社会、政府和市民等有充分时间作有关准备。 特首指农历年前交待出席洪门宴官员调查 港区人大代表洪为民1月初在香港疫情升温之际，无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仍然举办超过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引致13名出席“洪门宴”的官员及20名立法会议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区嘉宏以及廉政专员白韫六等，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以及居家隔离检疫。 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会见传媒时表示，她已经要求徐英伟继续休假至农历新年后，有关官员出席生日会的调查已进入尾声，希望在农历新年前能向社会交代。 林郑月娥又表示，她早前提及尤其对在百人生日派对逗留一整晚的徐英伟感到失望，至今她仍然是对徐英伟较为失望。 林郑月娥说：“对于民政事务局局长，没错我当天是说，我表示是比较失望，在这么多人里面，可以说今天都仍然是这个的结论。但是我不想在今天零碎地去说，每一个同事是怎样处理。但是大家可以放心，无论是政治问责制度，对于官员的要求，或者公务员制度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我们都是定很很高的；他一定要尽忠职守、一定要有诚信，亦都是时刻要紧慎自己的行为，不要为特区政府带来任何的尴尬。所以这些是我今次处理这件事的标准，但是正如我所说，是全盘来交待是比较好的。” 逾8成市民指违规官员应有额外惩处 民主党的调查显示，受访者被问到“你认为出席人大代表洪为民生日派对又无扫安心出行等违规事项官员，除罚款外，应唔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结果发现有67%市民认为相关官员除罚款外应该有其他额外惩处，如撇除“无意见”的受访者，有超过8成市民认为违规官员应该有额外惩处。 罗健熙表示，结果反映市民对高官出席大型生日派对事件感到相当不满，更认为部份高官没遵守防疫规定是非常“离谱”，林郑月娥必须对相关官员作出严厉惩处，否则政府公信力会进一步被削弱。 罗健熙说：“整个问责团队那个公信力，市民对于政府的观感，究竟那些官员在防疫上面的态度有多认真等等，我想这些全部市民都会是看在眼里的，即是如果它们是有一些惩处可能只是一些，市民看上去只是好像无伤大雅的东西，都是做一下样子那些，我想大家就会愈来愈无信心，我都不想见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次大家之后就拿(出来说)，你看看徐英伟都是这样啊、区嘉宏都是这样啊，为什么我们其他人要跟(规矩)呢﹖啊，他们做完之后政府都没什么惩处，其实都不是很严重，我想这些观感我相信政府不会想给予市民的。” 专家指香港未有条件实行与病毒共存 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祈殷星期二接受电台访问表示，如果不希望疫情愈演愈烈，做到动态清零仍是短时间需要做的，但长远来说是否仍要达致清零，不单涉及医学问题，亦包括政策及政治问题，例如香港要与中国大陆通关，中国国内采取的态度仍希望是动态清零，香港很难有另类政策。 香港大学日前发表研究指出，在人类肺部和肠道上皮细胞的实验中，奥密克戎的病毒复制能力较其他新冠病毒变种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和星期一(1月24日)接受电台访问表示，虽然奥密克戎较其他变种弱，但香港还未有条件与病毒共存。 陈福和表示，奥密克戎病毒仍有杀伤力，尤其是长者、长期病患者等特定群组，感染奥密克戎病毒后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仍高于感染引起普通伤风感冒的冠状病毒。他又表示，除非社会接受有很多长者、长期病患者染疫死亡，医疗系统有能力应付大量病人，亦不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等通关，才有条件考虑与病毒共存。文章来源于互联网:香港民调:65%赞成“与病毒共存”策略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明明能靠脸和名声吃饭，偏要靠实力。最可怕的不是有天赋，而是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 这句话，日本叔圈顶流木村拓哉当之无愧。 最近的数据报告显示，已经 2022 年了，木村还能吸到比他女儿年纪还小的 00 后、10 后粉丝 …… 国内也有很多明星非常喜欢他，陈绮贞爱他爱到直接写了首歌叫《我喜欢木村拓哉》，整首歌就是在告白。 大 S 在写给木村的 " 表白文 " 中说：" 从 14 岁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改变过对他的欣赏之情，他是我的榜样，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变迁，他始终是属于我那片星空里最闪耀的那一颗。" 女王刘嘉玲，因为 99 年木村拓哉秘密赴港，专门在机场苦苦等候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最经典的彩虹屁莫过于这句："日本的美，在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在前田真三的相机里，在宫崎骏的动画里，更在木村拓哉的眉眼里。" 木村拓哉已然成了日本帅哥的一个文化符号，而他的音乐梦却没有因为他长得帅而一帆风顺。 就在前几天，他发布了第二张个人专辑《Next Destination》，由知名音乐人山下达郎量身打造主打歌《Mojo Drive》，然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是偶像男团出身。 天生的偶像 在我的记忆中，木村拓哉最著名且轰动一时的事情，就是 2000 年在演唱会上宣布自己要结婚，结婚对象是有「昭和最后一个偶像」之称的工藤静香。 现在看来，男帅女美，我愿称之为天作之合，但在当时，据说轰动程度只有天皇驾崩可比拟，那晚，日本的新闻滚动了一夜，木村拓哉的老板、杰尼斯的社长喜多川气得差点原地撂倒。 即便如此，这依然没有影响大家对他的喜欢，谁让他是木村拓哉呢。 他从小就很帅，不止是外人这么觉得，连天天看着木村长大的家人都这么觉得。 小时候，妈妈甚至会因看木村的睡颜看得入迷而忘记做家务，姨妈更是小木村颜粉，瞒着他和父母把他的资料投递给了日本第一造星厂「杰尼斯」，然后意料之中地通过了海选。 本来，木村拓哉对做偶像一点都不感兴趣，没想到比拼舞蹈的时候，因为不会跳舞被激起了好胜心，越跳越带劲，索性签下了合同，成了一名偶像后备军。 没错，木村拓哉还有个组合，名叫 SMAP。 木村拓哉不仅是组合的人气 top1，还是组合的 " 救命恩人 "，在日本偶像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一个人奶活了全团。 1991 年，喜多川计划送木村拓哉和同期的一批练习生出道，在面包车上向他们宣布：「你们几个要出道了，队名就叫 SMAP!」的时候，木村拓哉不但没欣喜若狂，还非常真实地在心里翻了个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