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保守党领袖博励治拒绝获得必要的安全许可，以接受关于其党内一些易受外国干预影响人员的简报。
杜鲁多在周三对外国干涉问题公共调查（PIFI）作证时，抛出了这一重磅消息。
他表示，已指示加拿大情报机构向博励治提供这些信息，以便他做出决策，保护其党的完整性。
杜鲁多说：“我掌握了一些议员、前议员和加拿大保守党候选人的名字，他们参与或面临高度风险，或有明确情报显示他们与外国干预有关。”
他说：“我已指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及其他相关机构，试图通知保守党领袖，以便他能受到警告，这样可以做出决策，保护党的完整性，并防止其成员受到外国干预的企图影响。”
然而，博励治选择不接受机密简报，这让杜鲁多感到困惑。杜鲁多还表示，这意味着如果情报有误、不完整或仅来自单一来源，就没有人能够为相关人员辩护。
博励治此前为自己的选择进行了辩护，称获取高级别安全许可将阻止他对秘密简报中获悉的信息发表意见。
杜鲁多表示，自他在2022年泰国G20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对质后，中国的外国干预活动有所增加。他承认那次会面进展不顺利，但他认为亲自告诉习近平中国必须停止干预加拿大是很重要的。
杜鲁多还表示，他的政府花费两年时间制定并通过一项重大法案以打击外国干预，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证词的第一部分，杜鲁多确认，有一些与外国干预有关的情报或政策文件从未送到他的办公桌上。
2021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针对加拿大议员的“目标文件”，这是一个例子。前CSIS局长David Vigneault曾作证，认为这份文件本来应该提供给杜鲁多。
杜鲁多表示，他依赖国家安全和情报顾问（NSIA）对信息进行筛选，并确定他需要了解的内容。在委员会首席律师Shantona Chaudhury提出的少数几个案例中，他认为NSIA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向他展示文件，并且总体上淡化了这些文件内容的新颖性。
关于那份“目标文件”，杜鲁多表示：“我相信，经过审阅，我认为国家安全情报顾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份文件并没有显著增加我对情况的理解。”
他补充说：“中国外交官在与议员接触中分类这些议员，这本身对我来说并不特别新奇，也不是新信息，这显而易见。这是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包括加拿大外交官，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一部分工作。”
Chaudhury询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杜鲁多政府用了两年时间才起草、提交并通过了C-70号法案，该法案为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了一系列新工具，以监控和打击加拿大境内的外国干涉。
该法案于6月通过，赋予CSIS更大的情报收集权力，创建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并引入了新的刑事犯罪以打击外国干涉。
保守党和国家安全专家指责政府拖延提交和通过该法案，而十多个公民自由团体则认为新赋予的权力过于广泛，批评议员们过于仓促地将其立法。
杜鲁多承认，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和不安全”，但他表示两年的时间“完全”是正确的。这一延迟使政府能够在赋予新权力的同时，合理平衡情报机构可能过度扩权的风险和公民自由团体的担忧。
他说：“每当你赋予安全机构更多权力，来应对此类国家行为体的敌对行动，或应对新的威胁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地平衡保护公民权利。”
同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和政府官员本周向印度通报称，印度外交官是多起暴力犯罪调查的关注对象。本周一，加拿大驱逐了六名印度外交官，印度随即以驱逐加拿大外交官作出报复。